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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《智顗评传》感言

导读: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情,小心认真地捧读着潘桂明老师著述的《智顗评传》。仔细地读着大师者的生活时代和大师的生平及其著述,心情渐渐地不平静……...

  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情,小心认真地捧读着潘桂明老师著述的《智顗评传》。仔细地读着大师者的生活时代和大师的生平及其著述,心情渐渐地不平静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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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师在我所了解的伟人当中是乘愿再来的大菩萨。想当初“九旬谈妙”是何等潇洒的风采。他无碍的辩才被后人尊称为“东土的小释迦”。天台宗的创宗及其完备的思想体系,教观双美,止观双修与中国的华严宗,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中增色无限。

  大师的修学经历也是后人津津乐道学习的楷模。在其与慧思初次见面,就深得其师十分赏识,以为“昔日灵山,同听《法华》,宿缘所追,今复来矣。”在《别传》写道:“经二七日,诵至《药王品》诸佛同赞,是真精进,是名其法供养。”深入禅定,身心豁然。后又写道:“恩师叹曰:‘非尔弗证,非我莫识。所入定者,法华三昧前方便也;所发持者,初旋陀罗尼也。”大师随师左右前后共七年之久。三十岁奉师训,与同道法喜等二十七人来到陈都金陵。自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弘扬佛法的活动。太建元年被朝廷请住进瓦宫寺,受到陈宣帝的特殊礼遇。随后周武帝毁佛,在陈宣帝太建七年,智谢绝宣帝等人的挽留,与慧辨等二十余人,入天台山隐居,昼谈义理,夜习止观。历时九载,天台宗是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,形成于陈、隋之际,发展于隋、唐时候。天台宗的形成,为隋唐其他佛教宗派的建立提供了榜样。

  陈后主至德三年再度来到金陵,早在此前,陈后主曾七次遣使邀请智顗入京。隋开皇十年隋文帝亲自下诏。翌年,晋王杨广在扬州慕其盛名,致书累请,遣使诏引,在“三辞不免”的情况下,向杨广提出四个要求。晋王答应于杨州金城殿千宿会,请智顗为他授菩萨戒,并请授法名“总持”菩萨晋王回送智顗“智者”大师称号,随后智顗便提出返回庐山的要求。

  虽经晋王挽留,但他仍不为所动,逆流而上。开皇十二年,他先重返庐山,来到故乡荆州。开皇十三年,为报答生地恩,智顗在家乡当阳县玉泉山建立寺庙,隋文帝闻知,敕赐寺额,先赐号“一音”,后改赐“玉泉”。这玉泉寺便成为智顗在荆州大开讲席的基地。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,智顗于玉泉寺完成《法华玄义》和《摩诃止观》的讲述。至此,“天台三大部”宣告完成,天台宗的宗教哲学理论体系得以完善。

  智顗在荆州的弘法活动,使天台宗除了天台山以外,从此又有了一个新的根据地。据智顗自述,“荆州法集,听众一千余僧,学禅三百。”据道宣《智顗传》载,智顗回到荆州时,“道俗延颈,老幼相携;戒场讲坐,众将及万。”

  晋王杨广于开皇十五年又一再遣使邀请他去扬州。其时,“江淮道俗,再驰欣戴”,智顗又因“频辞不免”,迫不得已而前往,仍住禅众寺。

  开皇十六年春,智顗再度回到天台山。开皇十七年冬,晋王遣使者高孝信入山迎请。智顗奉命,随使者成行。行至石城寺(在今浙江新昌),“乃云有疾”,不久即入灭。时智顗年六十,僧腊四十。翌年,晋王给智顗建立寺庙,初名“天台”,大业元年改名"国清"。

  智顗一生经历了梁、陈、隋三朝十帝,世事动荡,人生坎坷。他的一生经历,是当时政治生活和佛教现状的真实写照,是这一时代种种不幸的缩影。

  近人谈壮飞先生,在《智顗》一文中指出,“我们只要仔细地分析一下他临死前给晋王写的遗书,再联系他生前的活动和有关史实去思考,就有许多使人产生疑窦之处。”通过分析论证,他得出如下结论:“把各种事实连串起来看,智顗的死,肯定不是正常的病故,而是迫害身亡的。”此后,谈氏又特撰《名僧智顗死之疑》。接着发表类似见解的是张哲永《智顗的生平与死因》一文。张文在有关智顗之死的直接原因上,提出了自己的看法,即认为智顗因绝食而亡。他写道:“他一面不愿出山,一面迫于杨广的严令急使,又不得不出山;更重要的是,他为了佛教天台宗的发扬广大和国清寺的早日建成,就不惜借出山为名,行捐躯之实,以达到生前无法达到的目的。”根据“这个必死的决心,”“智顗先后共绝饮、绝食了六日。”这是对谈氏“气恼而死”或“服毒自尽”说的修正。

  “石城遗书”前半部分,重点申述了智顗生前的“六恨”:自招恼乱,应得不得。忧悔何补或易悟而早亡。或随分而自益,无兼他之才。空延教化,略成断种。自行前缺,利物次虚。州司惶虑,谓乖国式。岂可集众,用恼官人。

  智顗除了为杨广主持授戒法会,“授律仪法”之外,既无说法讲经,又无其他佛事活动的记载。“香火事讫,泛舸衡峡,”“既值便风,朝发夕还。”(〈别传〉)其心情之急切,可以想见。并且,面对杨广的挽留,他以此前所提“四愿”为由,指出:“先有明约,事无两违,”甚至“拂袖而起”,致使杨广“不敢重邀,合掌寻送至城门。”其倔强不化的个性和傲慢不羁的态度跃然纸上,在强大王权面前再度维护了作为高僧的尊严。荆州玉泉寺等因有晋王作檀越,也有了可靠的物质保证。佛教天台宗的两个重要活动区域天台山和荆州。天台宗的幸存和发展,是以智顗付出的沉重代价为条件的。正是智顗在石城遗书中向晋王表达妥胁和屈服,才换来天台宗的转危为安,并在其弟子辈获得发展。

  综上所述,石城遗书反映了一代高僧智顗临终前的复杂心情,从中暴露了智顗与隋王朝关系的实质。

  智顗既是出世的高僧,也就决定了他对佛教事业的忠贞不渝。这种强烈的感情,通过遗书的反覆申述、辩解、恳请表达出来。这意味着,为了维护佛教,他愿含垢忍辱,乃至以宝贵的生命殉自己的事业。这是他通过理智的思考和严肃的反省作出的决策。从历史经验中智顗早已认识到,佛教事业的发展还得有赖于新王朝支持。他完全超越了个人的生死烦恼,摆脱了世间的一切执著,从菩萨行的高度将自己交付给了佛教事业。有理由认为,智顗在思想上始终与隋统治者保持着距离,他没有美化隋王朝的意图,也没有为隋王朝作神学论证的可能。智顗的圆融哲学与其说是为统一王朝效力的。毋宁说,智顗的佛学,是对现实社会苦难原因的哲学探索,是对末法时代人性堕落的深刻反省,是对解脱之道的孜孜追求。

  在历史长河的沧桑巨变,作为一名佛子后学读罢,仍然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大师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涌上心头,不能自抑,敬仰大师真正不愧为佛门中的大丈夫,不愧为一位人天师范。我由衷地仰止不已!感叹不已!

  2003.04月于三楚书屋